“琉璃之路”：朝鮮半島的古代玻璃器

【中玻網(wǎng)】【內(nèi)容提要】

　　玻璃器在古代是一種大部分國家化產(chǎn)品，也是當時東西方之間絲綢之路貿(mào)易清晰的證據(jù)之一，絲綢之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琉璃之路。鉛鋇玻璃是早期鐵器時代日本、中國和韓國之間交往互動和貿(mào)易關(guān)系的一個標志，但中國之外，在朝鮮半島和日本也出土了大量西方風格的玻璃容器，這些玻璃容器均出現(xiàn)在寺院珍藏、高等大墓和神社的祭祀遺址，說明在當時是罕見的珍貴之物。中國和日本之間，海面寬闊，直接交往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(nèi)受到很大限制，故日本在吸取大陸文化歷史過程中，朝鮮一直起著橋梁和窗口作用，從而在中國、朝鮮和日本之間形成一個多向的文化交流網(wǎng)絡。朝鮮半島和日本出土玻璃器，非常大地豐富了我們對絲綢之路的認識，也顯示出“琉璃之路”向東的延伸。

　　【關(guān)鍵詞】

　　玻璃器琉璃之路朝鮮半島日本

　　古代東方與西方的交往和文化傳播主要是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，隨著考古學的發(fā)展，絲綢之路的內(nèi)涵和外延也不斷擴展，不僅有商品貨物的交換和傳播，也有技術(shù)和文化的交流；不僅有綠洲道，還有草原道、南海道甚至海東道。這條途徑不單單是“絲綢之路”，還是“香藥之路”“珠寶之路”和“琉璃之路”[1]。中國之外，在朝鮮半島和日本也出土了大量西方風格的玻璃器，展現(xiàn)了三地緊密的聯(lián)系和“琉璃之路”向東的延伸。

　　朝鮮半島的古代玻璃器

　　據(jù)推測，玻璃制作技術(shù)是在漢代同鐵器制作技術(shù)一起傳入朝鮮半島的。從多個遺址中出土有模具這一點來看，當時已能自行生產(chǎn)[2]，但出土品主要是勾珠、管飾等玻璃制品。本文所謂玻璃器主要指玻璃容器，大多屬于三國時代（公元4-7世紀）。自1921年對金冠冢開始進行調(diào)查至近年的出土發(fā)現(xiàn)，迄今在朝鮮半島發(fā)現(xiàn)的玻璃容器約有30件，大多集中在韓國慶州及其周邊地區(qū)[3]。茲擇要述之。

　　慶州市內(nèi)，玻璃器主要出土于天馬冢，皇南大冢南墳、北墳等大規(guī)模的雙圓墳中，在金冠冢、金鈴冢等小規(guī)模的積石冢中也有出土發(fā)現(xiàn)。慶州盆地外主要有安康邑安溪里4號墓和慶尚南道陜川郡玉田古墓群1號墓[4]。

　　皇南大冢（舊稱98號墳）屬于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的新羅墓葬，可分為南墳和北墳，年代在5世紀中晚期。北墳出土淺綠色磨飾玻璃碗、彩色高足杯、藍色玻璃杯各1件，另有2件殘損的玻璃杯。南墳出土了淺綠色鳳首壺、淺綠色波紋玻璃杯、藍色玻璃碗各1件，淺綠色玻璃杯2件，還有2件器物殘損。一些玻璃容器的造型和裝飾可與在中國、日本發(fā)現(xiàn)的同時代器物相對照。

圖一磨飾玻璃碗

　　1.韓國慶州皇南大冢北墳出土

　　2.伊朗吉蘭出土

　　3.中國鎮(zhèn)江句容出土

　　4.中國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

　　北墳出土的磨飾玻璃碗，高6厘米、口徑10.5厘米，淺綠色透明，敞口，圜底，通體有6排凹球面磨飾，底部也有1個非常大的圓形凹球面（圖一：1）。凹球面磨飾玻璃碗在伊朗高原出土多（圖一：2），流行時間長，在中國、日本也有較多發(fā)現(xiàn)，如中國江蘇鎮(zhèn)江句容六朝墓（圖一：3）[5]和山西大同南郊107號墓（圖一:4）[6]出土的玻璃碗，日本安閑陵出土玻璃碗（圖九）[7]和正倉院藏玻璃碗（圖一〇）[8]。以上這些玻璃碗年代大體相當，裝飾技法基本相同，只是口、頸部表現(xiàn)不同，可歸為同一類型。顯然，它們的年代和制造地點應有密切的關(guān)系，一般認為屬于波斯薩珊王朝的制品[9]。

圖二波紋玻璃杯

　　1.韓國慶州皇南大冢南墳出土

　　2.韓國慶州瑞鳳冢出土

　　3.中國河北景縣祖氏墓出土

　　南墳出土的波紋玻璃杯高12.8厘米、口徑9.5厘米，頸部有1條波紋，腹部有3條波紋相互銜接形成網(wǎng)目紋（圖二：1），與慶州瑞鳳冢（圖二:2）[10]、河北景縣祖氏墓出土波紋碗（圖二：3）[11]風格相似。黑海北岸5世紀的羅馬遺址曾經(jīng)出土過許多飾有波浪紋或網(wǎng)紋的玻璃器殘片。中國和朝鮮半島出土的這種飾有波浪紋的玻璃器，可能來自羅馬時期的黑海北岸[12]。

圖三韓國慶州皇南大冢南墳出土鳳首玻璃瓶